
明太祖朱元璋在《御注道德经》中说:“用神盘桓其书久之,方乃少知微旨”,“朕虽菲材,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,王者之上师,臣民之极宝”,可见这位开国帝王对《道德经》的尊崇。
而台湾史学家武之璋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,认为道家思想是讨好君主、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。
两种解读,天差地别,本文将站在朱元璋的角度,对武之璋的观点提出质疑。

误解一:黄老之学是谄媚术吗?
武之璋将老子之学归为“谄媚术(原文比这尖锐)”,实则是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读。
老子之学以“无为”为核心,主张统治者顺应民心,减少对百姓的干预,让社会在自然秩序中和谐发展。这不是对君主的讨好,而是“道法自然”在社会实践的落实。
朱元璋出身底层,深知百姓疾苦,他对《道德经》的推崇,正是看到了“无为而治”背后的慎权,和对民生的关切。
他解释“无为”说:“圣人笃其已成之大道,己不再他为,曰无为”,“虽脆虽微,其物事早有形矣,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”。
就是说,圣人坚守“生而不有,为而弗恃,长而弗宰”的大道,不凭仗强权推行“天下多忌讳”的苛政、教化,不在“道外”施为,这就是“无为”。
万事万物都有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生发过程,在“未有”时的防患于未然才是无为。
在推翻蒙元政权,建立明朝的初期,他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,减轻赋税,鼓励农耕,与民休息,如此下来,“不逾年而朕心减恐”,这正是对老子“无为之治”思想的实践。
如果说道家是“谄媚术”,那朱元璋的“尽其智虑,意利后人”后的这些利民举措又该作何解释?

历史上,汉文帝、汉景帝以黄老之学治国,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,百姓安居乐业,国家繁荣昌盛。这充分证明了黄老之学并非是讨好君主的工具,而是造福百姓、稳定国家的治国良方。
武之璋将其粗暴定义为“谄媚术”,显然是忽视了历史事实,对黄老之学的价值进行了全面否定。
误解二:《道德经》是权力的附庸吗?
武之璋认为道家思想是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,指向很明确:《道德经》就是权力的附庸,失去了其独立的思想价值。但《道德经》作为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,具有超越时代和权力的永恒价值。
道家的“天道”,是超越世俗权力的至高价值,是权力柔弱待民、不与民争的依循,是基于对民意的顺应和对君权的约束,而非迎合帝王、附庸王权。
老子明确提出权力者要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认为圣人治理天下,只能在名利方面“退其身、外其身”,“弗为始”“不为主”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只能做百姓的“辅弼”,而非高高在上的主宰。
这种“圣人恒无心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的理念,是直刺“君权神授”的利剑,是对君主专制的“革命(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)”。

朱元璋对《道德经》的解读,是基于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和对百姓的责任。他从《道德经》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,并非是将其作为讨好权力的工具,而是将其作为指导“自治、治国”的利器。
他的《御注道德经》,是对《道德经》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,虽没有唐玄宗的圆融,没有宋徽宗的玄远,但却朴实简洁,体现了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。
如果说《道德经》是权力的附庸,那它在历史上就不会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,也不会被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推崇。同样地,它也不会被誉为“中国的自由宪章(美国“中国经济问题专家”邓正莱)”。
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思想的独立性和深刻性,而非对权力的依附。武之璋的观点,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《道德经》的内涵,将其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错误的解读。
误解三:道家思想缺乏批判精神吗?
武之璋将道家思想视为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,缺乏对权力的批判精神。但实际上,《道德经》对权力的深刻反思和批判,无论是儒家、法家、墨家,无出其右者。
《道德经》揭示: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;六亲不和,有孝慈;国家昏乱,有忠臣”,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最无情的批判。
他提醒统治者,“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”,“不道早已”——一切妖魔鬼怪的兴风作浪都有“有为”所致;“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”,“失一”则“天崩地裂天下乱,君失民心将恐蹶”。

朱元璋在统治过程中,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,对权力滥用的警惕,正是受到了《道德经》中批判精神的影响。
他明白,权力如果不受约束,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,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(但为防止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而用力过猛,偏离了道治思想)。
道家强调“道法自然”,强调柔弱待民,他把君民关系比作鱼水,提醒权力者“鱼不可脱于渊,邦利器不可以示人”——权力为民而不可以扬武扬威。

老子批判“以兵强天下”的权力威慑,批判“天下多忌讳”的条条框框束缚,批判“取食税之多”的暴敛,引导统治者正确行使权力,关注百姓福祉。
朱元璋与武之璋对《道德经》的不同解读,反映了他们对道家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认知。朱元璋对《道德经》的推崇和实践,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价值。
我们应该以客观、全面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道家思想,避免被片面的观点所误导,让这一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而武之璋出于一己之见,无视道家思想对权力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注,将道家思想视为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,实则是对道家思想和对历史的的双重误读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:周公正是看到了鲁国伯禽“变其俗,革其礼”的强制政策,与齐国始终坚持“简礼从俗”,尊重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,因而感叹“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”。

这是因为他看到了“政不简不易,民不有近;平易近民,民必归之”的道理。他警告伯禽:宽松的政策使百姓感受到了尊重和便利,自然“天下归之”。
这正是老子“贵以贱为本配资炒股配资平台,高以下为基”的民本思想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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