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姓氏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符号，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、人人皆有的姓氏，曾经是一种极其珍稀的奢侈品。那么，我国的姓氏文化是怎样发展的？古代平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姓氏的？一起来看看。
01
姓者，女之所生
要理解古代平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姓氏，我们必须先知道，姓最初到底是什么？
东汉学者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：“姓，人所生也，从女从生。”一个“女”字旁，一个“生”字，清晰地表明，姓诞生于一个极其古老的、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，是用来标记一个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所生。因此，中国古老的姓，几乎无一例外带着一个女字旁。
比如中国上古时期形成的八个主要姓氏，即“上古八大姓”，存在两种主流说法：一为姬、姜、姒、嬴、妘、妫、姚、姞，另一说为姬、姜、姒、姚、嬴、妘、妫、妊。其中都能找到“女”的存在。
人们常说的“百姓”，在商周时期是特指那些拥有“姓”的贵族群体，而姓在当时的功能是“别婚姻”，也就是同姓不婚，防止后代近亲通婚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：一个姓所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。比如周天子姓姬，他分封出去的诸侯国，如晋、鲁、卫、郑等国君也都姓姬，一个姬姓，就可能覆盖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小半壁江山，所以姓的识别度就十分有限了。
而对于庶民来说，他们不属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通婚圈，也就不需要“姓”这个工具。但贵族们自己却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称呼，来划分彼此的地位、权力和财富，于是，“氏”登场了。
02
氏者，贵之所出
氏的出现晚于姓，是姓的分支。当一个庞大的“姓”不断繁衍，其子孙被分封到各地开枝散叶，就需要一个新的符号来标记小家族的独特地位。
这个新符号，就是氏。
与姓来源于母系家族不同，氏的来源五花八门，但每一个都清晰地指向了权力、财富和地位。宋代学者郑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，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，其中最主要的包括：
以国名为氏：比如诸侯受封在齐国，家族就以“齐”为氏；受封在鲁国，就以“鲁”为氏。
以采邑（封地）名为氏：比如被赏赐了封地“冯”，家族就以“冯”为氏。
以官爵为氏：比如世袭“司马”（掌管军事）之职，家族就以“司马”为氏；世袭“司空”（掌管工程）之职，就以“司空”为氏。
以技艺为氏：比如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，就以“陶”为氏；掌管祭祀用的屠宰，就以“屠”为氏。
也就是说，氏的核心功能是“别贵贱”。
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氏所以别贵贱，贵者有氏，贱者有名无氏。”
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，因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，平民的身份是低微卑贱的。这个“贱”，并不是道德上的贬低，而是残酷的现实等级：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贵族联姻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姓；平民没有自己的封国、采邑，更不可能担任高官，所以他们不可能拥有氏。
03
平民获姓的时代转折
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，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。这期间，旧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，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，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。于是，姓和氏开始混为一谈，它们原有的别婚姻和别贵贱的功能同时失效，最终姓氏合一，融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姓氏。
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口，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——汉高祖刘邦。
按照先秦时代的规则，他是标准的“贱者”，一个有名无氏的平民。刘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无从考稽，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应归于何姓。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用三个字解决了这个难题：“姓刘氏。”
以氏为姓，遂为一代之制。一个平民的家族“刘”，从此就是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姓氏。刘邦的登基，宣告一个“人人皆可有姓氏”的时代到来。
这场“姓氏革命”的背后，伴随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。
当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，它的根基是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庶民，当单个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对大国，当平民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个体直接与国家发生关联时，就迫切需要一个用文字表达的、能够标识“我是谁”的符号。
这个符号，就是代代相传的姓名。用文字书写的人名，其前提就是个体必须是能直接面对国家的“户口”。推行普遍编户的条件，直到秦朝大一统、汉朝开启相对稳定繁荣的统治之后才逐渐具备。刘邦的“姓刘氏”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而真正把姓氏赋予每个平民的，正是这个新结构下两股个体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。
第一股力量，是国家的编户著籍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建立了与西周分封制截然不同的郡县制，在秦汉这种新型的中央集权帝国之下，统治者不再通过层层分封的贵族去间接统治，而是直接统治子民。
为此，一个庞大系统被建立起来，这就是编户著籍。国家派出大量基层官吏，如调查人口、制作户籍、催征赋役的里吏，把疆域内的每一个人，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。因此，平民姓氏的第一次大普及，是出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管理和司法实践的需求。
第二股力量，则是乱世的洪流，促使离乡的人们自行确定姓氏。在西周的封建体系下，绝大多数平民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会里，周围所有人都是亲戚邻居，在这样的环境根本不需要姓氏，一个乳名就足以和周围人区分开。
但战国和秦汉时期战乱、迁徙与行役频发，人们可能因为战乱而成为流民，可能被强制迁徙到新开发的疆域，更可能被征发为士兵或劳工。当大家流向陌生人社会，乳名的辨别作用就不够了，因为一个军营可能就有五个“三儿”、八个“石头”、十个“狗娃”，于是就必须使用由国家登记的“标签”：姓氏。
而正是这两股力量——自上而下的国家登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，在秦汉时期交汇，最终推动了姓氏在中国底层平民中的全面普及。西汉时期的编户材料中，“姓氏+名”正式成为人名标准格式，一个“人人皆有姓氏”的中国社会由此定型，而真正意义上的“百姓”，汇聚成了从历史中走来的“中国”。
04
名和字
谈完姓氏，我们再看看名字，名和字来历不同，古人出生后先有名，等成年后再有字。
《礼记·曲礼》记载，“男子二十，冠而字。父前，子名；君前，臣名。女子许嫁，笄而字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不论男女成年才取字，表示成人，然后人们称呼只呼字不称名，以示尊重。然而在父亲和君主面前，不论自称或他称，只能称呼名而不能称字。
并且古人的字，并非所有人都有，而是有贵族身份或者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才有。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，读书识字并非一般人可以享受，平民百姓很少有机会学习，一直到了孔子“有教无类”以后，才有机会接受教育，从那以后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名，还都有了自己的字。
古人取名字，名与字之间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的。一般来说，互相映衬，互相补充，互为表里，或解释，或相反，或相同，因而“字”也叫“表字”。除了名字，有些文人知识分子还给自己取号，以表达自己的理想、愿望或抱负。也有别人赠与的绰号，还有的去世后被“谥号”，后人为了尊称，便以号来称呼。
下面我们略举几个例子。
1、“名”和“字”词意相同或相近
表示并列
诸如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，芈姓，屈氏，名平，字原；又自云名正则，字灵均。其中芈姓自黄帝第八世孙季连之后，周时被封为楚国贵族，后代随姓。屈氏源自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，而名和字的“平”和“原”意思相近。正则和灵均，《五臣文选注》：“灵，善也。均亦平也。言能正法则，善平理。”
另外诸如诸葛亮，字孔明，都是亮的意思。周瑜，字公瑾，《左传》：“瑾瑜匿瑕。”瑜和瑾都是美玉的意思。
2、“名”和“字”词意相互辅助
字为名的解释
例如苏轼三父子的名字，就是这样。苏洵，字明允，“洵”指的诚然、确实；而“明允”指明察而诚信，是“洵”的延伸。苏洵给两个儿子起名，苏轼，字子瞻；苏辙，字子由。轼，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，抚轼而望，高瞻远瞩；辙，车辙，道路所由也。
3、“名”和“字”词意
相互补充、延伸、修饰
诸如三国刘备，字玄德，玄德为自然无为的德行，而“备”则表示具备、完备。赵云，字子龙，《周易·乾》说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张飞，字翼德，羽翼丰满，德行具备，自然可以飞黄腾达。
4、“名”和“字”词意相互对立
诸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，字退之，“愈”为胜过之意，“退之”则是约束，使其“勿胜过”。宋代文学家晏殊，字同叔，“殊”指特殊、不相同，和“同”的意思刚好相反。宋代理学家朱熹，字元晦，熹是天亮，晦是夜晚。
5、以官职和表号称呼
古代人非常讲究礼仪，为了尊重别人，一般不直呼其名，也不称字，而称其别号。号和名不一定有必然联系。例如陶潜号五柳先生，苏轼号东坡居士。此外，有的认为称字、号还不够尊敬，于是就以官职、籍贯来称呼，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，袁世凯被称袁项城。
6、以郡望称呼
古代对名门望族和门第非常看重，因而称呼他人有时候用地望加字来称呼。地望也称郡望，即个人姓氏的祖籍地，诸如三国时期的谋士崔钧，字符平，在三国演义里面就加上郡望称为“博陵崔州平”，看其名字自然是敬仰大诗人屈原，因而名（钧）和字（符平）都是依据屈原而起。
当然，还有其他很多关于名字的例子，诸如有的名和字之间并无太大关系，只是仅仅起到区别于他人之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古人起名非常科学和富有意境，因为组合变化非常浩繁，所以很少出现同名同姓还同字的现象。
看了以上内容
你了解姓氏名字如何发展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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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校：曾子芙；审核：丁鹏；核发：霍俊明现货配资最新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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